王英右协助逝者家属办理人体器官捐献手续。

王赢协助死者家属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

许宁在做人体器官捐献自愿登记。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死亡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然而最近在社交网络上，关于“#你能接受你的遗体捐献吗？”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读着网友的字里行间，我们发现很多人不再回避这个话题，甚至很多人在讨论中亮出了自己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卡》表明身份。

要知道，在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刚刚起步的2010年，全国只有1000多名自愿捐献器官者。现在12年过去了。截至2022年5月1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网显示，这一数字已超过470万。记者根据天津市红十字会统计发现，在本市捐献人体器官的志愿者中，“90后”、“00后”甚至占到了50%以上。

数字的背后是人们对器官捐献认知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当人们直视这个问题时，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审视生与死的丰富内涵。讨论中，一位捐款注册的志愿者的留言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他们可能过着平凡的生活，但他们希望有一天成为别人生命的曙光。

捐赠一个超越生死的选择

2018年，32岁生日，许宁来到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完成了器官、角膜、遗体捐献自愿登记。拿着一张小小的捐赠登记卡，他说，这是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同时，作为移植受者，这张卡片也是他对素未谋面的供者的真诚感谢和郑重承诺:把生命的接力棒传递下去。

2013年，27岁的许宁正在北京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并没有太在意身体一次次发出的报警信号。“那时候我经常头疼，有时候浑身无力，还出汗。”许宁说:“我觉得我只是累了，没当回事。头疼的时候吃止痛药，结果身体状况急转直下。”2015年4月7日，许宁被确诊为尿毒症。他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到天津进行长期透析治疗。“一周透析两到三次，无法工作，饮食受限，身体有各种突发状况，天气热的时候皮肤会痒的难以忍受。”许宁对自己患病的痛苦记忆犹新，但他最终下定决心做肾移植，还是因为在医院的一段经历。“我在超大病房做透析治疗，可以同时容纳五六十人。每周都有很多人见面，成为病人。记得有一个星期，有三四个病人在透析过程中被推开，最后都没有回来。我和妈妈非常害怕看着人们就这样离开。当时主治医师也建议我尽快接受肾移植。我和家人还在犹豫。看到这种情况也让我们下定了决心。”

做一个见证人生的摆渡人。

在“捐献移植”的过程中，还有这样一群人，用双手支撑着生死，在逝者与生者之间架起了一座生命的桥梁。他们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被称为“生命摆渡人”。

可爱的“90后”女孩王赢也是天津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从事公益事业是王赢大学时代的目标。2018年考入红十字会时，她对人体器官捐献的认识仅限于在网上找到的概念。“我记得工作的第一天，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同时递给我一本3厘米厚的专业书，对我说:你在这里会经历很多同龄人难以经历的事情。好好学习，希望你能真正爱上这份工作。”从最初的懵懵懂懂，到真正做了协调员，王慢慢明白了导演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体会到了人生的沉甸甸。

“看了这么厚的一本书，从医学、心理学到社会学、伦理学，我觉得我掌握了书上所有的知识，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当你真正面对失去亲人的家庭时，真的很难开口！”王赢告诉记者。

“那时候我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协管员，但是对于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面还是很不适应。更何况我还要委婉的告诉孩子的家长，为什么这种善意不能实现。当时心里很煎熬。”王赢说。经过仔细沟通，孩子妈妈悲伤而坚定地提出，如果器官不能捐献，希望捐献孩子的眼角膜。

王赢记得很清楚，孩子的名字叫安安，出生在平安夜，即将过5岁生日。那天晚上，孩子的奶奶拉着王赢的手，一直无法接受安安的离开:“我女儿生安安的时候难产，受了很多罪。这个孩子来的不容易...安安一直都很活泼可爱，健康健康。我不明白怎么会派人来烧她。”在填写角膜捐献确认登记表的书面材料时，安安的父亲一直抑制着内心的悲痛，红着眼睛问王赢:“我们能看看孩子的角膜吗？我要记住他眼中的星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同意这样的决定，而这也成为了最终完成捐献工作的最大障碍之一。“这是很常见的情况。”王赢告诉记者，“每个家庭成员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和接受程度都不一样。如果家庭内部无法达成一致，这将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无论是角膜捐献、器官捐献还是遗体捐献，都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因此，在工作中，协调员更容易将捐赠知识和相关政策解释得更清楚，为家属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不管最后捐不捐，都要尊重家属的意愿，不要过多干涉。而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交流和陪伴，能在家人感到痛苦和迷茫的时候，给他们带去一些温暖。这也是我工作的意义所在。”

亚·敏，王力可人，是一个“90后”。亚·敏较早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从2014年开始，她就和同事合作器官捐献协调。“2010年，天津成为全国首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城市后，天津也有了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最早的协管员，没有现成的培训资料和完备的法律支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面对社会的不理解，大家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亚·敏告诉记者，“随着相关制度的完善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的出台，我们的工作越来越规范。”

以前，亚·敏作为协调人，一方面负责寻找潜在的捐献者，与家属沟通捐献器官的意愿，另一方面还要负责见证具体的捐献过程，保证每一次捐献的合法合规性。现在这两项工作已经分成了两部分，潜在捐赠的沟通由医院协调员来完成，他们有更丰富、更专业的医学知识；作为第三方，红十字会的协调员主要负责见证捐献过程。据市红十字会事务中心主任龚静宜介绍，这种分工也是深刻的:“一些志愿者和家属本身是非常支持器官捐献的，但他们担心捐献后，自己的遗体或亲人的遗体会被草率处理，产生疑虑，这也是影响捐献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红十字会协调员的责任就是用实际细致的工作打消这种顾虑。"

如今，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离别之后，这个年轻的姑娘已经成为了协调人中的“前辈”，能够以专业的态度为捐献者和家属提供服务:“作为协调人，我必须帮助逝者顺利完成遗愿，有尊严地送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会以专业的态度登记所有信息，核对身份。这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人体器官捐献的负责。”

把年轻人变成器官捐献的主力军

过去，在传统观念中，“身体是皮囊，父母却不敢损伤”。目前，许多年轻人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谈生死，敢于正视生命，甚至提前规划好“来世”——以平和的心态立遗嘱或讨论遗体捐献。“近年来，咨询人体器官捐献、遗体捐献的人越来越多，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龚京义说，“目前，全市共有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49615人，其中30岁以下24183人，30岁至45岁18681人。4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志愿者总数的86.4%。”

从这项工作开始，五年内登记的志愿捐献者总数不到900人。现在，仅2021年一年，新登记的志愿者就达到了16888人。天津人体器官捐献的发展有目共睹。“这与市红十字会在全国率先构建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密切相关。”龚京义说，“但我们不能否认，器官捐献仍然面临很多困难，仍然任重道远。”

经过连续12年的“致敬奉献者一生，缅怀红十字清明节”和连续9年的器官捐献宣传周、宣传季，天津市民对器官捐献的态度从遮遮掩掩到能够理解甚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是城市文明的一大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很多市民仍然不知道器官捐献、遗体捐献和角膜捐献的区别；部分家庭对人体器官捐献仍存在理性认可和情感不接受的现象；有些家庭会担心lsquo别人怎么看rsquo，不愿意执行死者的遗愿。这些都对我们的宣传和知识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巩义说。

虽然打破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不容易，而且人们在工作中也经常被拒之门外，但龚静怡能明显感觉到今天的工作状况比10年前好了很多。尤其是每年5月8日清明节、世界红十字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前后，都会出现志愿者报名的小高潮。“最近两年捐献的志愿者登记者中，有的年轻人把志愿者登记当成自己18岁的成年礼，有的年轻夫妇把它当成自己的结婚纪念日礼物，一家三口一起登记，见证彼此的奉献。”

虽然近年来人体器官捐献自愿登记开始呈几何级数增长，但我们仍然要看到，每年需要器官捐献的终末期患者超过30万人，每年真正完成器官捐献的人数只有1万多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这是最可喜的事情。”龚京义说，“这意味着未来可以有更多的家庭认可和接受人体器官捐献，希望赋予生命更多意义。”